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独有的协商民主制度，包括决策领域的民主集中制;在组织人事制度方面，中国通过有效选拔人才，实现选贤任能;等等。

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的内涵完全不同。

如今，西方的政党理论日益教条化。各个政党都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得票多的党获胜，一个多元社会就这样通过票数完成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

但实际上，这样的设计往往过于理想化。从西方国家政治运行的现实看，投票反而扩大了社会分歧。一些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后之所以纷纷失败，也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

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很高。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进行的民调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民众中的支持率。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人总是盼望改变中国的政党制度，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和国情的误判。

坦率地说，由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换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另一个党来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安排在西方国家似乎天经地义，在中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观，它代表着一种即使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也要奋力崛起的担当和文化。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民族文明的延续负责。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国也学习西方政党制度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克服其带来的问题。

民众广泛参与的协商民主

中国人口规模大、疆域广阔，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只有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

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赢者通吃的方法，而应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实施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达成共识。

中国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这样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多党竞选制度造成的，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

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

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需要相当长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

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在极小圈子里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形成的决定和文件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不得不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最终还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有效选拔人才的组织人事制度

在组织人事制度方面，中国可以做到更大程度上的选贤任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从百姓到干部在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言善辩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并不相符。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在2016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2%的人对国家发展方向表示乐观，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

中国最高领导机构的候选人几乎都有长期担任地方领导或其他相应工作的历练。在中国，即使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用人制度下，能力低下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从西方选举实践来看，一方面真正有才干的人可能没有机会或不愿意参加竞选;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任命受到“政党分赃制”影响。

然而，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追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如，逐渐完善人才选拔体制机制，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纠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选人用人偏向等。

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选出执政能力强的领导人与确保不合格候选人出局的结合。